真正强大的国家,不是用纸上的数字说话的,不是用金融账目和外汇储备说话的。真正强大的国家,是用“实业”说话的,是用海一般的粮食、山一样的钢铁、铺天盖地的汽车飞机和劈波斩浪的航空母舰说话的。所以,美国的股市崩盘了,美国的富豪跳楼了,但美国仍然是强大的美国,仍然是世界的大哥,仍然可以到处给人续诗、改诗或者强行贩卖自己的臭诗。而王二直杠的老乡们呢,一旦那点泡沫破灭了,纸上的“奥迪”标志消失了,还剩下点什么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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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说来说去,这个世界到底谁欠谁的?包工头欠工人的,开发商欠包工头的,那谁欠开发商的呢?日本欠中国的,美国欠日本的,那谁欠美国的呢?英雄人物做了好事之后,一般都仿佛不大自在,总要向大家解释自己没什么了不起,好像做了好事反而就对不住大家了。此中确实大有深理可寻,当我们做了太多的太大的善事,可能就无意中扰乱了某种天机。当别人欠你太多的时候,你就欠了别人的。明明是子女欠父母的,可父母总对孩子说:“我欠你的呀,小冤家!”帝国主义强买强卖,拿走了别人那么多东西,可到头来别人都欠他的。帝国主义自己也内债外债柬埔寨,搞得水泊梁山一百零八烟水寨。这个世界,单个PK,似乎还能看明白谁欠谁的,可要是整个浪看,那就是一笔糊涂账。古人说“楚弓楚得”,孔子曰“肉烂在锅里”。也许只有到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,才能算得清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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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,人家这样想,自有人家的道理,也自有人家的志气。我们作为喜欢胸怀天下、热爱取经求宝的中国人,还是要克己复礼,学习韩国。学习什么呢,首先应该学习的是人家那种百折不回的铁石一般的爱国心,还有,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付出百分之二百努力的拼搏精神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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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这些都跟我没关系,我当年才9岁,也没注意。最令我生气的是江青把一个农民“王孝岐”的名字改为“王灭孔”,我们全家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报道后,我妈高兴得哈哈大笑,因为我妈姓王,跟我爸吵了一辈子,这回可解气了。我爸则气得一拍桌子:“这个王八犊子!你叫王灭孔?我看你叫王八蛋!”当时因为江青鼓励妇女穿连衣裙,把文艺也搞得很热闹,很多下层群众对她颇有好感。可是我因为这件事,开始觉得江青没水平。我不像我父亲那样把气撒在“王孝岐”身上,我觉得江青的思想里有一种太重视表面文章、不能实事求是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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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心而论,张春桥的形象虽然有点阴不阴阳不阳的不大受人喜欢,但他的才学还是自有过人之处的。虽然鲁迅驳斥过他,但许多被鲁迅批评和回击过的人不都是著名学者作家吗?胡适和郭沫若就是现成的例子。张春桥这首《失业的人》,抓住时代的核心问题之一,表现了人民的苦难及其盲目的反抗意识,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穿越时空的思想意义。从诗歌技巧方面看,结构和语言都比较粗浅,今天看来肯定落伍了,但仍属于合乎当时艺术潮流的“先锋探索”,表现了一种文学少年的峥嵘锐气。风花雪月的东西,张春桥肯定是会写的,但他更关注时代的“天灾人祸”,这种胸怀天下的思想意识,使得张春桥走向了革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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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天寒地雾,电脑也跟着扮酷,不是来信乱码,就是刚一开机,马上谢幕。
过两天要去香港吃点水煎包,今天没啥写的就说说也曾住过香港的张国焘吧。2006年37期《北大信息周刊》转载《张国焘晚年贫病交加客死他乡》,引起我对张国焘传奇命运的思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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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多人想当然地认定毛泽东不尊重科学,其实毛泽东一生最注重探索科学规律,大事小情都努力弄出个合情合理的道道,结果有时候反而因为太尊重科学而犯了拘泥的错误。比如科学家说要消灭四害保护庄稼,主席就说好吧,咱们发动群众,轰麻雀、捉老鼠,弄得鸟不聊生。过俩月科学家又说麻雀打不得,因为麻雀吃害虫,是保护庄稼的。主席便说好吧,咱不打麻雀了,光打帝修反。钱学森等大科学家指挥搞两弹一星,主席全力支持。可钱学森也发表科学小论文,把阳光照在叶子上的能量都统计进去,证明亩产十万斤是完全可以达到的,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心里虽不相信,但实际也纵容了好一阵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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